在古代封建时期，不少枭雄都有收纳干儿子的喜好，这些干儿子也被叫做“养子”或者“义儿”。就拿三国时期来说，刘备便将刘封收作了义子。据《三国志》所记，刘封本名为寇封，他并不姓刘，自小父亲亡故后，就由舅舅抚养，于是便随了舅舅的姓。晚唐五代之际，天下动荡不安，藩镇纷纷割据，战争无休无止。在这种局势下，谁麾下能征善战者众多，谁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因此，在这一段时期，收纳干儿子的做法极为盛行。根据史书记载，唐末的陇西郡王李克用收纳了一百多个干儿子，其中有些干儿子作战勇猛无比，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甘愿为他赴汤蹈火、征战沙场，对他取得胜利助力颇多。明代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他能达到这种权势地位，与他收纳的那些干子干孙形成利益核心集团有着密切的关联。到晚清时期，盛宣怀拜李鸿章为干爹，陈璧则拜奕劻为干爹。而到了民国时期，老蒋也有一个特殊的癖好，那就是喜欢结拜干兄弟或者认干儿子之类的关系，他自己在日记里也表示，一生之中最为看重的便是“异姓昆弟之交”。

　　这类人物热衷于结拜兄弟、认作干爹等行为，大致有五个最大的目的。其一，构建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当遭遇困难之际，可成为相互的依靠，彼此帮扶、支持并给予保护。其二，将个人力量融入一个团体之中，进而拓展施展自身才华的平台。其三，众人以兄弟、父子相称，正契合那句俗语“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此便可形成齐心合力的态势。其四，在通讯并不发达、人们交流必须面对面的时期，借助结拜来构筑广泛的人脉关系，从而增加与各行各业人士接触、交流的机会，以实现互相学习与借鉴。其五，在特殊情形下，就像之前提及的官场结拜干亲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一种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重要手段，这些人为了稳固势力以便长久地称雄一方，便相互抱团，以获取更多的资源与支持，构建起更为紧密且牢固的关系，其中包含着利益上的攀附。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居然有两位国军上将，学着他人的样子，使出一贯的手段，抢着要认一个叛徒为干儿子，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干爹们这么做，当然是想通过拉拢势力的方法，来提高个人话语的分量以及影响力。而主动“认干爹”的那一方呢，心里想着此后自己的仕途能更顺遂，从此飞黄腾达，毕竟有大树依靠是很不错的。那么，这两个干爹和这个干儿子最后都怎么样了呢？这就得从头开始讲起了：

　　1982年10月16日，山东文登机场的天气格外好，秋高气爽，天空晴朗无云，阳光灿烂。按照上级的要求，这一天是进行双机训练科目的时间。随着塔台指挥人员下达指令，两架崭新的米格 - 19战斗机起飞了，在祖国的蓝天翱翔。按照当时的规定，在飞机训练过程中，为保障飞行员的安全，每隔几分钟飞机就必须与站台进行一次通讯确认。此时，吴荣根驾驶的米格 - 19战斗机迅速完成了训练任务，依照规定的程序，到了需要沿指定航线返航的时候了。然而，吴荣根显得极为镇定，毫无异常之处，他谎称飞机出现了一点问题，需要马上处理。随后，他将飞机飞得极低，几乎贴着海平面，从而避开了雷达的探测，防止引起他人的警觉。

　　之后，在站台长时间没有正真获得他的反馈信息的情况下，考虑到他过去的表现无显著的不正常之处，站台一方起初并没有马上产生怀疑，而是主动尝试沟通，不停地对他进行呼叫。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切断了无线电联系，将机头转向东边，用力拉起操作杆，依照事先谋划好的叛逃路线，朝着韩国的方向加速飞去。另一架飞机的飞行员推测，他可能是遭遇了紧急状况，或者是突然被赋予了重要任务，所以才更改了原来的飞行路线。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这一飞，为了躲开雷达的追踪，他运用低空飞行的方式，然后突然拉高高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灵活地穿梭着，从而避开国家的雷达监测网络，最后降落在韩国汉城的K16机场，这也就表明，他踏上了一条背叛人民、背叛国家的可耻道路。

　　众人或许会不解，他的叛逃地点是台湾，那他为何会驾机降落在韩国呢？其一，文登到台湾的距离颇为遥远，差不多有1400多公里，米格 - 19战斗机在未加挂副油箱时，航程仅有大概1390公里，就算加挂了副油箱，航程也不过2160公里。而当天吴荣根并未携带副油箱，所以飞机根本没办法飞到台湾。其二，就算飞机能够飞到台湾，可由于对航线不熟悉以及飞行技术难度较大，吴荣根有可能遭遇我军拦截。其三，要是我军使用导弹进行拦截，吴荣根就会有性命之忧。于是，他便挑选了当时还未与我国建交并且和台湾省联系紧密的韩国，将其作为叛逃的跳板。

　　由苏联米高扬设计局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研制的单座双发喷气后掠翼战斗机——米格—19战斗机，它是世界上第一种批量生产的超音速战斗机，而且因其出色的航程，在空军训练里宛如一道美丽的景致。我国也曾引进米格—19战斗机，以它为蓝本成功仿制出歼—6战斗机，让空军力量得以逐渐增强。双机编队训练属于飞行员的基本技能，谁能想到竟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

　　吴荣根于1960年生于浙江省金华的一个寻常农民家庭，家中有哥哥和妹妹。自他诞生之日起，父母便对他期许颇高，因而给他取了“荣耀根基”这一名字，其寓意颇为深远，饱含着父母希望儿子日后能够光宗耀祖的深切期望。于是，他自幼便决心好好读书，通过掌握知识来出人头地。然而，他读书之时正值期间，读书并未使他的命运得到改变。幸运的是，喜爱运动的他锻炼出了良好的体质，在当时，体质可比学习成绩重要得多。后来，吴荣根投身军旅，怀着新的志向，立志在官阶上不断攀升，同时也憧憬着能找到意中人，构建美满的生活。他信念坚定，一心寻求个人成就和情感上的满足。

　　吴荣根入伍之后，在家乡养成的勤奋刻苦的品质依旧保持着。他极为努力，在军事训练方面常常取得名列前茅的成绩，是当之无愧的训练标兵。当其他人都在玩乐之际，他却仍然在如饥似渴地从书本里获取知识，并且沉浸其中，乐在其中，知识面也因此得到极大拓展。他的聪明才智与勤奋努力得到了部队的肯定。在那个时期，我国在航空方面投入众多的人力和物力，旨在培养出一批卓越的空军战士，而这些战士必须从入伍新兵里层层筛选。既要求成绩突出，又要有勤奋努力的品质。当时的吴荣根正好符合上级的需求，文韬武略样样优秀的他被上级领导视作可塑之才，于是被送到航空学校进修，就此开启了自己的飞行员之旅。

　　需明确，在军队里，飞行员的选拔标准堪称最为严苛的，其培养耗时长久且耗费的成本极高。有种说法是，三个农民能够供养一名陆军，三个陆军可以供养一个海军，三个海军能供养一个空军，而要培养出一名飞行员则需要十个普通空军的投入，这愈发体现出飞行员在军队当中是多么的珍稀宝贵。伴随着战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飞行员一定要具有的文化素养和身体条件也随之逐步的提升。毫不夸张地说，飞行员是各个国家军队里的精英。吴荣根可成为飞行员，这既表明他有着出众的文化素养和体质，也代表着他享有丰厚的薪资待遇。

　　吴家在当时出了一名飞行员，这对于全村乃至全乡来说都是极为值得骄傲自豪的事情。乡村里各级别的干部都相继前往他家道贺，夸赞他儿子担当着光荣的使命，承载着祖国与人民的厚望。他们手握军中利器，要是战争爆发，就会奋勇向前，在蓝天白云之间翱翔，拼死守御祖国神圣的领空，保卫国家的和平与尊严。都说这年轻人年少有为，有着无限的前程，他的父母家人都满心欢喜。他的父母在祖宗牌位前面，恭恭敬敬地燃香，严肃认真地向祖先禀告：“荣根已经为家族增添了光彩，无比荣耀。”而后诚挚地磕头，用以表达内心的欢快与敬重。还举办了多日的美食盛宴，让亲朋好友一道来分享这份喜悦。

　　他承载着家人与乡亲们的美好祝愿，成为空军第一侦察集团一大队二中队的一名飞行员。吴荣根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依旧不断努力前行，在训练里勤奋刻苦，各项飞机相关记录都位居前列，曾经凭借艰苦训练、高超的飞行技术荣获奖金，待遇也大幅度提高。当时村里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为天之骄子，乡里还专门为他举办了庆功宴，他老家的族人们打算把他的事迹录入姓氏族谱，甚至在县志上留下记录。

　　可是，吴荣根做了数年飞行员之后，在听了太多的赞扬和表彰话语后，便常常感觉自己功绩斐然，成就非凡，感觉自己的付出与所得极不相称。特别是看到那些和自己同期入伍、同届毕业的人有不少都得到了职务晋升，而自己却依旧没有一官半职的时候，他这个缺乏长远考量的人就总是感觉自己停滞不前是因为领导在故意刁难自己，感觉自己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于是心中就产生了怨恨情绪。从那以后，他在训练时不再认认真真地对待，还常常耍性子。逐渐变得傲慢自负、目空一切，不但轻视身边的战友，就连上级他都不放在眼里了。

　　尤其让人诧异的是，这位曾经很出色的飞行员，早已不是往昔那个勤勉努力的好苗子了，而是开始追逐纸醉金迷般的低俗趣味，目光中满是贪婪与欲念。他极为痴迷台湾歌手邓丽君的歌曲，在那个时期，邓丽君可算是东亚地区的超级巨星，他也是邓丽君众多粉丝中的一个。他有机会听到邓丽君唱歌，那旋律一下子就把他吸引住了，让他深深陶醉。之后，又在电视上看到了她那清秀的面容，曼妙的身姿与美妙的歌声相得益彰，她就好像是理想中的爱人，十分令人心动。

　　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邓丽君以柔美、婉转的演唱风格以及抒情特色闻名。她那歌声甜美圆润，轻声细语，如同清风细雨一般，对人们麻木僵化的心灵起到了慰藉作用。当时我们流行的红色歌曲和样板戏大多慷慨激昂、充满力量，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她的歌曲中带有小资情调，被人们视作传递“灰暗”“颓废”之感的东西。就像《何日君再来》里“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这样的歌词，被解读为享乐主义，被当成是反动派的糖衣炮弹。她的歌曲被贴上了“颓废”“不健康”“黄色歌曲”的标签，被认为是麻痹人们精神的“靡靡之音”。

　　当时台湾方面除了播放歌手邓丽君的歌曲以吸引众多歌迷之外，还雇佣声音娇柔甜美的女特务。这些女特务利用广播来播放介绍宝岛纸醉金迷生活的节目，宣传那里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多么自由，这就如同现代的广告一般。每当歌曲唱到关键的高潮部分时，这种节目便开始播出。节目中对从大陆沿海各个机场、码头到台湾岛各个机场、码头的距离、航向、时间、航级气象、识别方式和奖金等内容都介绍得极为详尽。并且诱惑说，只要叛逃就会得到极为优厚的待遇，日后的生活也会有保障而且过得非常惬意。面对电台“投诚就送黄金、美女”的宣传，吴荣根听着敌台广播里“空中玫瑰”那温婉的声音，脑海中浮现出广播里所描述的花花世界，在那如同加了糖浆般甜腻、女主播软绵绵的声音中渐渐沉醉，他们一直在寻觅时机。被私欲和利益蒙住双眼的吴荣根，最终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叛逃的决定。

　　吴荣根驾机投敌之后，台湾方面欣喜若狂，为了那虚幻不实的目的，把这个叛徒美化为所谓的“义士”，针对这一所谓的“英勇行为”大造舆论声势，还为吴荣根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台空军总司令郭汝霖亲自操办庆贺宴会来接待他，郭汝霖的夫人把一副昂贵的太阳镜送给吴荣根。总参谋长按约接见他，授予其空军少校军衔，并且给予他黄金作为奖赏。之后，他被当作台湾的宣传工具，像“奇货可居”一般被大肆宣扬，四处演讲，并且毫无顾忌地恶意诋毁自己曾经的部队和战友，其言辞中满是偏见和误解，激烈程度让人惊愕。但是，真相不容置疑。不管他怎样贬低大陆，都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事实。他的投敌和诋毁行为，只能彰显出他个人的愚昧和短视，没办法撼动两岸关系的根基。

　　尤其令吴荣根兴奋到极点的是，当时有两位国军上将使出了老一套手段，竟将他认作干儿子。其中一位是彼时担任台湾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二级上将王升，另一位则是陆军总司令、二级上将蒋仲苓把他收为义子。此刻，既得了钱财又有了利益，还拥有了强大靠山的吴荣根，脸上满是小人得志的丑恶神情，感觉自己已经抵达了人生的最辉煌时刻，简直堪称完美，仿佛成为了人生的胜利者。那么，叛国者吴荣根一下子有了两位声名显赫的干爹，这二人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呢?

　　先来讲王升。他原来名为建楷，还有个名字叫修阶，字化行，1917年于江西龙南金钩牧笛王屋村诞生。1931年小学毕业之后，他开始有效学习裁缝手艺。之后他与他人合开石印印刷店，又在私塾就读两年。由于他字写得不错，于是不断得到擢升。入伍之后，因为读过一些书，所以担任县大队文书，还被举荐去黄埔军校16期就读。毕业之后，他先后担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视导员、赣县军事科科长、青年军第208师政工处上校科长。当时小蒋在赣南做专员，他就成了小蒋的秘书，进而成为小蒋的心腹与得力助手。

　　王升此人一向将个人的官职看得很重要，在他的内心深处，就是想要为官，而且要做官职最高的官；要有权力，要有最大的权力。为了达成做高官的目标，他无所顾忌，用尽各种手段。他不爱阅读大量书籍，偶尔读书，也纯粹是为了实用和消遣才读；他也不喜爱规规矩矩之人；他赞赏说谎之人与擅长耍手段之人；他觉得实用就是真理，将伦理道德视若草芥。1947年秋，王升从青年军的一个团指导员调任到“预备干部局附设嘉兴青年中学”担任上校训导主任，自此之后官运顺遂，不断高升。不过，他的升官其实是在逃到台湾之后。

　　在当年台湾众多高级将领中，僧多粥少的情况十分常见。在大陆时属于晚辈的王升，因做了几件事而深受上司赏识：其一，培训政战人员，归纳出一套所谓的政治作战理论；其二，金门炮战期间，大力开展空飘活动，并且对大陆进行广播宣传战。借此，他得以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并被擢升为“总政治作战部”主任，掌控中华电视台、《台湾时报》与《战士青年报》等。那一套利用“空中玫瑰”的所谓宣传策反方案正是由他一手炮制的，这使得他一度成为在台湾颇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物。他是黄埔军校16期中最早脱颖而出，集情治、政工与军权于一身之人。

　　我们再来说说蒋仲苓，他于1922年在浙江义乌苏溪蒋宅村诞生，曾经在蒋宅小学、义乌中学求学。后来，他被自己的父亲蒋维仓带到震旦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接着进入黄埔军校16期通讯科进行学习，与前面提及的王升是同一届的同学。毕业之后，他依次担任过中尉参谋、上尉连长、少校参谋、中校科长等职位。在大陆的时候，他的职位相比来说较低，在战场上也不过是个跟着瞎凑数的角色。他真正开始崭露头角是在逃往台湾之后，也就是驻守大陈岛的那段时期。

　　刚败退到台湾的时候，在浙江沿海依旧占据着诸多岛屿，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敌。最初，从北向南划分成了四个游击区，舟山岛周边是第一、第二游击区，大陈岛被设为第三游击区，南麂岛则为第四游击区。随着的不断败退，到最后仅剩下大陈岛成为了所谓的“反攻基地”。那时，蒋仲苓身为团长，接受了蒋介石的检阅，还一同吃了午饭。蒋介石在之后的日记里对巡视大陈岛一事如此记述：“十四时起，视察南田（省政府的所在地）五虎、元宝等各山，接着到黄夫礁、小埔、威武庙、医院，又游览了甲午岩，最后抵达南坑街的县政府。之后沿着街道走到天后宫小学与修船所，民众在道路两旁夹道欢迎，那种诚挚的热情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由此推断，大陆民众盼望我回去的急切心情，岂止是大旱之时盼望云霓那么简单啊。”

　　那个面积大概在6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岛，蒋介石竟如同小孩子玩过家家一般将其设定为一个省。随后，我军针对大陈岛北面的据点一江山岛开展了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数百艘登陆艇在炮火的掩护之下朝着一江山岛迅猛扑去，守岛部队被打得狼狈逃窜，最终一败涂地，没过多久一江山岛便宣告被解放了。一江山岛的失陷致使大陈岛直接处在了我军火炮的射程范围以内，防守的难度大幅度提升。并且，大陈岛距离台湾要远比距离中国大陆远得多，补给与支援也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困难，而我方空军已经占据了空中优势。最终只能无奈地撤退。

　　尽管遭遇败退，但凡事有坏也有好的一面。蒋仲苓毕竟驻守在大陈岛，即便无功也有辛劳之处。他也因此得以升任师长，随后被调往金门防卫司令部担任参谋长，之后晋升为中将军长、金门防卫司令官，再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出任“陆军总司令”。2001年清明节期间，蒋仲苓返回故乡探亲祭祖，在义乌苏溪蒋宅村的老宅前大摆宴席，到处都坐满了人，石凳上、院子里、房子里全是人挤人。蒋仲苓老家故居的门楣上刻有“栽五柳”三字，据他讲述，刻这三个字的意义与“闲也门前栽五柳, 支窗引入美柔姿”相关，这表明一种娴静少言、不慕荣利的心态，只想效仿陶渊明在自家门前种下五株杨柳，以后即便不出门，只要轻轻支起窗户，就能观赏到美丽的景色。这或许就是他认吴荣根为干儿子的真实意图吧。

　　蒋仲苓和王升皆毕业于黄埔16期，后来都当上了国军上将。不过，他们有同学却无所作为。像来自河北邯郸大名县万堤区大街乡（原属北门口乡，北门口乡于1996年并入大街乡）邓台村的邓枢，情况便是如此。邓枢到了台湾后，军衔一直未曾变动，始终只是一名排长。这样低的军衔，让他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他住在眷村一间不足30平米的小屋里，退役后开了家米店来维持生活，可依旧入不敷出，日常主要以粗米和菜粥为食。

　　然而，他育有一女邓丽君，邓丽君是一位在全世界华人圈中红极一时，且在亚洲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歌星。于是，王升和蒋仲苓始终没有忘掉这位老同学，特意邀请他的女儿邓丽君去参与接待吴荣根，邓丽君还亲自赠送了个人专辑，那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并且将两人手挽手的珍贵瞬间定格了下来。在见到邓丽君的那一刹那，他的眼神瞬间就定住了，内心满是感慨，不禁觉得此生再无遗憾。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亲眼目睹她，这样的记忆必定会深深地铭刻在心底，永远都不可能消失。

　　那时，他坐拥名车，美人在侧，所闻皆是来自台湾方面的溢美之辞。那些赞美的话语源源不断，将他捧到高处，他置身于这种环境中，旁人的夸赞纷至沓来，令他一时有些找不着北。他暗自思忖，这些赞誉到底是名副其实，还是自己仅仅被眼前的荣耀冲昏了头脑。的确，在当时，他似乎处在人生的顶峰，名利兼收，然而在这风光无限的表象之下，他也有了更多的迷茫。

　　常言说得好，善恶到头终有报。那叛徒吴荣根看起来似乎名利双收，在财色方面都收获满满，背后还有很强的靠山，仿佛高官厚禄都唾手可得。但这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他先是被一名女子骗走了大笔钱财，落得个财物和名声都失去的下场，这也是他咎由自取。他老家的父母尤其受到很大的影响，一度陷入悲痛之中。他的母亲眼泪止不住地流，他的父亲则跪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默默地上香，怀着虔诚的心不停地磕头，很久都没有说一句话。在后来的采访里，他满脸沉痛的样子，用沉重的语气说道：“是我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好好地教育儿子，结果使他成了国家的叛徒，辜负了民众的期望。”他内心的绝望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心中的痛苦也是深入骨髓。很难来想象他们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和悲伤。

　　在失去了使用价值之后，吴荣根的那些干爹们必然也会“将其视作草芥，像扔掉破鞋子一样抛弃他”，他只能一个人去体会孤独寂寞。最终因为生活困窘而前往美国，到了晚年，听到故乡的经济迅猛发展，内心有诸多感慨，情绪难以平静，希望能重新再回到故乡。他深刻地反省自己年少时的叛逆和青春岁月里的迷失，把充满悔意的检讨信送到大使馆，盼望着能够踏上回乡的路，有朝一日可以在老家的祖坟旁边安息。并且说道：“我盼望回到故乡，找寻父母安息的地方，也想看看自己最终的归处……”这些话流露出他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对生命的深刻思索。

　　然而，吴荣根的两位义父在晚年的时候多次返回故乡祭祖，唯有他遭到了村里吴姓族人坚决而严肃的拒绝。这是因为他为了个人的私利，全然不顾道德、法律、亲情与友情，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伤痛，吴姓家族里没人能够谅解他，并且宣称：绝不让叛徒玷污家族的祖坟！由此可见，在民众心中叛徒是多么被人瞧不起，他就像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正像所说的那样：原本是华夏的好儿郎，现今却成为漂泊异国之人。想要落叶归根已变成一种奢望，华夏大地不会接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