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专业博士的设立与培养，是我国出版教育的最新篇章。对于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就其架构的思考来说，主要有三重视野。一是历史视野，从我国出版业发展逻辑出发，衡定出版专业博士的核心知识领域；二是媒介视野，从当下的融媒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出发，思考出版专业博士的现实关怀；三是文化视野，从出版业的中国特色出发，探究出版专业博士的中国式学科特色。

　　2022年9月，在教育部印发的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出版”首次被明确可设为出版专业博士学位。2023年12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共建工作的实施建议》，将出版专业博士学位的培养纳入重点工作之一。2024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专家核查及评议结果公示》，公布了首批被授权出版专业博士学位点的7所高校。这7所高校与自主增设的3所高校一起，组成了我国首批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力量，也标志着在此前出版本科、硕士等多层级学位的基础上，我国高层次出版人才培养的版图增加了新的领域。出版专业博士的设立，回应了文化强国和出版强国的国家战略需要，也提出了如何培养实践导向的高层次出版人才这一重要问题。对于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能确定的是，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出版教育已形成了完善的本、硕、博教育体系，有着丰富的人才教育培训经验；而不确定的是，出版专业博士是一种专业学位，其培养目标和培养定位的特殊性成为新的课题，尤其当面对人工智能等媒介变革的冲击时，我们并无既有路径可以延循。对此，笔者不揣浅陋，认为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应从三重视野切入思考，即历史视野、媒介视野、文化视野。

　　出版专业博士的设立，是我国出版教育发展的自然结果，更是我国出版业的历史沉淀。正如清代学者陈澹然所言，“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理解我国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内涵，需要回归出版发展的历史视野，从出版人才需求的衍变和发展逻辑出发，去思考当下我国出版专业博士培养核心体系的具置。

　　综观我国出版人才的能力需求，若以出版功能为线索进行梳理，会发现其中有着明显的递进附加特征。人类最初学会结绳记事乃至创造符号的最大的目的在于记录即时性的信息，但当文字被发明之后，无论是最初绘于岩石洞壁还是后来刻于甲骨钟鼎，其中隐含的文明信息慢慢的变多。虽然从后来的图书出版标准来看，“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印于陶器者，皆不能称之为书”[1]，但甲骨文的记载成为中国初期文明史最有力的证据，却是毋庸讳言。到了书于竹帛时期，毛笔取代刀篦和木笔成为主要书写工具，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逐渐问世。尤其在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后，以写本为代表的文献复制技术将我国古代的出版业带入了快车道。如果说竹帛还只是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代表“图书”的知识意义，那么写本的兴盛则更多呈现了“出版”的传播意义。到了隋唐之际，雕版印刷使我国的出版技术迎来了另一次革命性的发展[2]。同时，随着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政策成为一种固定制度，我们现在称为教育出版或学术出版的活动也开始兴盛并成为出版业的一个重要门类。无论是科举用书的大规模复制，还是宋代“千家注杜”现象的产生，抑或《十三经注疏》等著作的涌现，都是雕版印刷发展带来的新式出版内容。如果从广义的出版意义来回视这种背景下的出版人才素养，会发现其能力定位基本都体现在内容的编辑能力方面。这种现象既标示着出版业“内容为王”定位的产生，也标示着辨别鲁鱼亥豕之误的专业编辑素养成为以知识传承和儒家教育为主轴的出版时代对我国出版人才要求的主要落脚点。

　　与书籍内容的发展相应，当写本兴盛之后，书籍贸易及专门从事复制工作的“佣书”职业在东汉之后慢慢的出现。雕版印刷之后的两宋时代，官刻、私刻和坊刻成为3种主要出版方式。到了晚明万历时期，坊刻发展进入了封建时期最兴盛的阶段，国内出现了徽州、建阳等以刻书为业的书籍中心。坊刻的兴盛使出版业的商业和娱乐功能开始凸显，与之相应，出版人才的营业销售能力和策划能力成为与编辑能力并行的另一种出版素养。而晚清民初时期引入的西式印刷技术又将人们带入了新的媒介变革时代。从最初的报刊同义到后来的报、刊独立，再到电影、广播、电视的出现，现代出版业开始有了跨媒介的视野，出版人才的能力在单一的纸媒出版要求之余又产生了多媒介跨界的要求。

　　笔者探讨当下的出版专业博士培养，却不惮其烦进行前文中对出版业的历史回溯，正是想从出版功能历史演进的逻辑，思考当下出版人才的能力要求是怎样逐渐繁复并迭加形成的。正如历史上每一次出版模式的变革就会对出版人才素养提出新的要求，今天设置出版专业博士并提出高层次应用性出版人才的培养目标，也正是应当下融媒出版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的出版环境变革。新的出版环境会提出新的出版人才要求，但这并不代表此前已有的人才要求会被替代。从出版人才素养的历史逻辑来看，内容编辑能力、商业发行能力、图书策划能力、媒体跨界能力随着新的出版时代的演进次第产生，但最初的出版能力要求却并未次第消失。由此，AI时代带来的新的出版人才能力需求，也一样需要与此前的各项能力相融合。这种通过长时段历史视野的审视，会让我们在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媒介狂潮时，依然能衡定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核心和坚守区域。

　　出版媒介的每一次变革都带来了出版业的新环境和新的出版人才素养要求，而当下出版人才教育培训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就是在融媒和AI时代，到底要求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出版人才？整体而言，知识文明、文字符号、传播媒介，这三者是构成出版物的基本元素。知识文明构成了出版物的内在元素，文字符号和传播媒介构成了出版的外在元素。三者之中，恒定的是知识文明，如先秦时代的典籍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大都保持着原有的模样；文字符号更为灵动，不同的时代往往会出现新的语言因子和表达方式；传播媒介则变化最大，正如前文所言，出版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改变着出版的形态、革新着出版的业态，也带来了不同的出版功能。如果跳出出版功能的视域，从媒介视野来看，会发现如果此前的出版可以只关注内容而不用过多考虑媒介之间的不同特质，那么当下的数字媒体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媒介从单纯的知识文明的载体，变成了一种出版业必须面对的新“内容”。

　　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基础和依托的电子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出版中各要素的配比和价值排序。在60年前的电视广播时代，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就曾提出“媒介即讯息”这一预示性的名言。在此前的认知中，无论纸张还是广播电视，讯息都是传播或出版的主角，媒介只被视为配角式的工具或载体。但在麦克卢汉的论断之后，整个行业都开始重视不同媒介对相同内容会带来不同呈现效果这一问题。媒介即讯息，同时也代表着媒介即“内容”。此前几乎从未被思考的一个问题，即在符号文字之外媒介本身“内容”的意义和价值，开始成为当下出版活动中必须要思考的一环。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出版业态中，媒介不但具有内容的意义，而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内容编校工作的逐步介入，甚至呈现出“媒介”比“内容”更影响出版业发展的趋势。具体而言，可从3个方面略作梳理。

　　一是出版业的互联网化。在近20年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互联网能够说是影响最大的外在因素。暂且不说“地球村”“部落化”等基于社会学意义的内容，仅就出版业来看，长尾理论、免费思维、注意力经济等，都让出版业的运营呈现出互联网化的特征。现代出版业的业务流程几乎与产品经济并无二致，都由设计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构成，只不过具体到出版，上述3个环节则由编辑、印刷、发行来实现。

　　二是出版业的全媒体化。在晚清民初时期，西式印刷技术带来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初兴之时，百年前的出版前辈就在当时的媒介环境中初步具备了跨媒介出版的视野。例如，民国初年的商务印书馆设有影戏部；再如，世界书局出版的《江湖奇侠传》，继杂志和图书之后又进一步改编为电影《火烧红莲寺》，并后续延展到戏剧、广播等其他媒介。到了媒介形态多样的今天，全媒体出版更加兴盛。2024年12月，四川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开发“元宇宙东坡藏书房”，以三苏文化为主题，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文化数据资源上链，借助虚拟现实技术重现宋代书房环境。在此虚拟的宋代书房环境中，用户都能够赏析苏东坡的诗词名作和《品味东坡》《眉州三苏》等区块链数字藏书，点击藏书票能轻松实现在线阅读和互动，成为全媒体化的代表性案例[3]。

　　三是出版业的文化体化。随着融媒时代的到来，出版业突破了以书刊为核心、以读写工具为品类的狭义图书内容阶段，转而进入以文化为核心的多功能体打造模式。多元文化资源开发的出版文创就是代表之一，其呈现出“文化符号—情感体验—消费仪式”的三重转化机制。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共同主办的“珠还合浦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在湖北巡展时，湖北省图书馆同期推出《永乐大典》盲盒搪瓷杯、主题丝巾、书签、杜邦纸背袋、仿《永乐大典》行款、形制的笔记本、鼠标垫等相关文创品，线上线下渠道同时开售[4]。而另一代表则是正在兴盛的出版研学。安徽教育出版社依托《徽州文书》出版项目，构建“文书修复+古村活化”研学线路，通过档案整理、建筑测绘等实践课程，将学术专著内容转化为可操作的知识模块，带动相关图书销量增长[5]。国际知名出版企业DK也推出“博物馆出版计划”，并与各大博物馆合作开发“文物考古—图录出版—现场发掘”闭环式研学产品，实现出版收益与教育服务的双向增值。

　　上述出版表现都是在当下出版媒介变革环境中产生的新样态，而出版专业博士培养内容体系也应树立“媒介同样为王”的新出版理念。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井喷式发展的当下，当出版平台已演化为数据驱动的智能ECO，出版专业博士的媒介能力将成为培养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例如，微信读书虽不是正式的出版机构，但依托社交关系链构建的知识传播网络和用户标注共享功能，有效提升了读者在该平台的书籍完读率，形成“阅读—标注—讨论—再创作”的螺旋式知识增值模式。同样，二次元人群驱动的“谷子经济”使出版衍生品进入“情感定价”时代。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复旦大学价值认知传播与人机协同治理交叉学科团队与哔哩哔哩公共政策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显示，满足情绪需求、丰富情感体验是青年网民高消费偏好的原动力，情价比消费的浪潮已经来临[6]。因此，若无法紧扣AI时代的媒介特征进行出版专业博士课程化体系建设，那么出版专业博士的实践应用型高层次人才教育培训目标，也将成为难以匹配时代的“水中之月”。

　　如果说以媒介视野为核心的现实关怀是回应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的“现代化”思考，那么出版专业博士培养更核心的立足点，就是在文化视野论域下深刻把握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的“中国式”特色。

　　一般认为，我国的现代出版业发端于现代西式印刷技术的传入。但随着中国本土出版业的发展，西式印刷技术逐渐融合于我国千余年的出版业大潮，尤其是经过现代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出版业已形成了截然不同于西方出版的中国特色。出版教育同样如此。发端于1984年提出的编辑学或图书发行学，正是为了回应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版业编印发领域面临的问题，并非移植西方某一国家的学科体系。那么，当谈及出版教育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既是“现代化”的前缀，也是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的真正内核。

　　一是出版人的盈利性。出版人是商业模式下产生的新型工种，工业革命后在西方进入勃兴阶段。西方出版业的运营，如向作家支付巨额预付金、像影视行业一样有成熟的图书经纪人等，基本遵循的都是单纯的商业逻辑。我国出版业长期坚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以及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对于当前的出版人来说，对内传承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中华文明来进行互鉴，进而构建和塑造国家形象等时代使命，依然是众多出版人的首要职责。

　　二是出版物的商品性。英国、美国的出版物像其他商品一样不固定书价，法国遵循固定价格法，虽然其图书价格受到保护，但该法规设立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支持小型书店的生存。在我国的出版体系中，出版物在商品性之外更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此，无论是中小学教材还是时政读物，抑或是普通大众读物，都需要在符合一般商品质量的基础上达到更严格的内容审核要求。

　　三是出版机构的个体性。西方国家的出版机构大都产生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之上。无论是英国的Fitzcarraldo Editions、Sort of Books等私人经营的独立出版社，还是法国加利玛尔、赛伊等家族式出版社，都是个体性的出版机构。虽然有些大型出版机构如西蒙和舒斯特、麦格劳—希尔等甚至具有托拉斯特征(1)，但归国家所有的出版机构并不多见。与之相对，虽然我国出版业在20年前就基本完成了出版改制，但所有的出版机构依然都属于国资企业或事业单位。为文化强国建设而实施的国家出版基金计划等优秀政策，使我国出版业形成卓然于世的中国特色出版体系。

　　中国特色出版体系要求培养出能适应中国出版业特征的“中国式”出版专业博士。如何在课程体系中深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教育？如何遵循“第二个结合”论断来传承优秀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脉络？如何在文明互鉴的大局下以出版推动中华文明参与世界文明互鉴？这些都是当前出版业对出版专业博士培养提出的重大问题。在历史的视野中延续中国出版，在媒介视野中坚持现实关怀，在文化视野中突出中国特色，虽然并非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环节的细节展示，但其中隐含的出版专业博士培养思考，也正是笔者面对这样一些问题时的个人回答。

　　[2]王鹏飞.融媒时代出版教育的衍化与重构[J].出版发行研究,2021(2):5-11.

　　[6]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情价比消费”浪潮：青年网民的消费观新特征、新趋势[EB/OL].(2025-01-16)[2025-02-25]

　　(1)托拉斯，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之一，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

　　王鹏飞，博士、教授。现供职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英国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博士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是做媒介文化、出版史和新媒体研究。主要论著有《孤岛文学期刊研究》《中国出版家·沈知方》《中国出版家·张静庐》《海派文学》（合著）、《出版学》等，编选《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萧红卷、师陀卷、萧军骆宾基卷等。兼任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编辑学会编辑出版教育委员会副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