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官员再次提出在半导体领域对华为及其他相关公司实施限制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破坏中美正常的经贸合作。

　　她强调，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全球产业链的稳定，也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毛宁指出：“我们大家都希望美方能够纠正错误的做法，为中国公司可以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这一立场体现了中国政府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坚定决心。

　　从模拟交换机到数字交换机的自主研发，到放弃小灵通、强攻GSM、经历IT业危机、与思科的知识产权官司，再到两次差点卖掉公司、最终卖掉荣耀手机业务以及遭受美国制裁与打压，华为始终在艰难时刻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华为的发展历史，感受这家企业在逆境中的成长与蜕变。

　　华为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其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早在1990年，华为就成功研制出BH03交换机，迈出了技术创新的第一步。紧接着，1991年郑宝用等人又研制出HJD48（48门客户交换机），逐步提升了华为的技术实力。

　　然而，创新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1992年，华为推出了一个具有1000门容量交换机的JK1000局用机项目。但由于研发人员判断失误，产品刚问世就面临淘汰，这个失败的项目几乎耗尽华为辛苦攒下的家底。

　　任正非敏锐地觉察到电信业未来的发展前途，将开发目标瞄准容量更大、技术更先进的“C&C08”数字交换机项目。经过艰苦努力，华为成功推出了C&C08数字交换机，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华为在通信市场的地位，也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华为的发展历史中，战略抉择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001年前后，任正非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产品路线选择：要不要做小灵通？

　　当时，小灵通市场异常火爆，众多企业纷纷涌入这一领域。然而，华为当时认为小灵通的技术演化不出3G，技术存在瓶颈，从长远来看难逃被淘汰的命运。因此，华为选择了不做小灵通业务。

　　这一决策在短期内给华为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由于错失小灵通项目的机遇，华为的业绩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正是这一决策使得华为能够专注于3G技术的研发，最终在3G时代取得了领先地位。

　　类似的情景还发生在2008年。当时，华为与贝恩私募基金谈判，打算卖掉终端业务。买卖双方已经谈好价格，就等签约。但华为当时的“蓝军司令”郑宝用分析认为，未来是云管端一体，不能卖掉终端业务，否则公司未来发展将会受到掣肘。在郑宝用竭尽全力阻挠下，华为最终没有卖掉终端业务。

　　这一决策同样在短期内给华为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但正是这一决策使得华为能够保留终端业务，并在后续的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今，华为的手机业务慢慢的变成了全球领先的智能手机品牌之一。

　　在华为的发展历程中，危机时刻屡见不鲜。2001年IT行业遭受重创，其引发的危机也波及到华为，当时的处境被称为“华为的冬天”。

　　当时，华为海外市场无线业务还没有发展起来，国内市场业务因任正非决定不上无线固话（小灵通）而错过了“过冬粮食”，现金流非常困难。

　　面对困难，华为公司总监及以上的管理者主动申请降薪，据传一些员工四年内没有涨过工资。

　　部分骨干员工感到公司前途难测而跳槽；有的员工觉得公司内部虚拟受限股票一文不值，将所持股票全部卖给公司变现，个别员工甚至拒绝接受公司激励配给的虚拟股票。

　　2005年，华为的海外销售收入首次超过国内，终于度过难熬的冬天。《华为基本法》中提到机会牵引人才、人才牵引技术、技术牵引产品，IT业危机让华为对人才、技术、产品有了更深的认识。

　　2003年春节之际，美国思科一纸诉状将华为公司告上法院，指控华为窃密、侵犯知识产权等。其实，思科与华为的竞争领域并不是很大，但思科却将华为视作潜在劲敌。

　　面对不依不饶的思科，华为坚决以法律手段反击，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官司。华为分析双方优劣势，联手思科的竞争对手3com共同应对思科。经过一年半的官司应对，华为获得了与国际行业巨头诉讼的宝贵经验与底气。最终在事实面前，思科选择了与华为和解，华为又一次度过危机。

　　2002年至2003年，华为差一点将网络业务打包卖掉。当时，任正非已经与摩托罗拉CEO小高尔文签署了备忘录，出售价格是75亿美元，坊间还流传着任正非穿着游泳短裤与小高尔文在沙滩散步的照片。由此看来，这笔交易已经谈妥，成为定局。

　　但现实往往令人意想不到、捉摸不透。小高尔文他回到美国后被对冲基金和董事会联合起来开除了。新任CEO是职业经理人，或许是新上任谨慎，或许认为与华为的这笔交易不划算，会影响其股价表现和短期盈利，于是就将这份合同取消了。

　　这一次，让华为开始有了做备胎的思想准备：既然要做这件事，将来可能还会遇到种种困难，自身要尽早做好各种准备。

　　2008年，华为与贝恩私募基金谈判，要卖掉终端业务。华为大概于2003年开始做手机，目的是配合自身的无线G开发和测试，有利于运营商业务推进与合作，是运营商贴牌，但一直不赚钱。任正非也觉得华为应当聚焦非终端的通信业务，于是就想把终端手机业务卖掉。

　　买卖双方已经谈好价格，就等签约。但华为当时的“蓝军司令”郑宝用分析认为，未来是云管端一体，不能卖掉终端业务，否则公司未来发展将会受到没有终端手机业务的掣肘。在郑宝用竭尽全力阻挠下，华为最终没有卖掉终端业务。

　　对华为来说，这次事件虽然算不上“艰难时刻”，但如果当时真的卖掉了手机终端业务，后来的华为可能就会面临更严峻的“艰难时刻”。

　　2020年11月17日，多家企业在《深圳特区报》发布联合声明，宣布深圳市智信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与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收购协议，完成对荣耀品牌相关业务和资产的全面收购。

　　荣耀的归宿终于尘埃落定。华为在官网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在产业技术要素不可持续获得、消费者业务受到巨大压力的艰难时刻，为让荣耀渠道和供应商能够得以延续，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决定整体出售荣耀业务和资产，收购方为深圳市智信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至此，华为不再占有荣耀的任何股份，也不参与其经营管理与决策。

　　华为卖掉荣耀手机业务，确实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刻，也让荣耀手机放飞了自己，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相关技术和产品。2020年10月22日，华为举行Mate40全球新品发布会。

　　Mate40的性能足够惊艳，但余承东的一段话略显无奈：“虽然华为Mate40将会是华为手机历史上最强大的手机，但是既然是史上最强大，从另一个方面也表明华为Mate40将会是绝唱，后续或者不会再有华为Mate系列手机了。”

　　整个2020年，华为海外市场销量严重下滑，其中美洲地区同比下滑24.5%，亚太地区同比下滑8.7%，欧洲、中东、非洲等地区同比下滑12.2%。

　　2019年5月21日，任正非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央视记者问：“任总，很多人知道我来采访您，都希望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华为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危险、最危难的时候？’”

　　任正非回答说：“在孟晚舟事件没有发生时，华为是到了危险的状态——平庸、怠惰，大家口袋里都有钱，不服从分配，不愿意去艰苦地区工作，机关积压那么多高级干部。

　　现在的华为群情激奋，每个部门都在铲除平庸、去除落后，整体战斗力蒸蒸日上。这时怎么能说华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应该是在最佳状态，而不是最危险的时候。”

　　面对美国变本加厉的持续制裁、打压，华为没到最危险时刻，在任正非眼里，没有绝对的白，也没有绝对的黑。

　　华为不是一帆风顺地走到今天，许多时候，任正非与华为都在面临严峻考验。任正非说：“十多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是危机感。”在华为内部讲话中，“危机”是任正非提过的频率最高的词语。

　　任正非表示，历史给予华为机会，我们要防微杜渐、居安思危，才能长治久安。如果我们为当前的繁荣发展所迷惑，看不见各种潜伏着的危机，就会像在冷水中不知大难将至的青蛙一样，最终将在水深火热中魂归九天。

　　任正非曾经说过：“我们为什么能胜利，就是因为我们团结，团结起来就是巨大力量，全世界没有一个15万人的公司像我们这么团结。”我们也相信华为仍将度过艰难时刻，取得胜利！

　　华为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它不仅见证了一个企业的崛起与辉煌，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精神与风貌。从初创时期的艰难起步，到如今成为全世界通信技术领域的佼佼者，华为每一步都走得坚实而有力。

　　面对未来的挑战与机遇，华为将继续秉持自己的企业文化，坚持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策略，积极探索新的业务领域和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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