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记者海冰）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共饮长江水。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汉盛大启幕之际，湖北日报联合省社会科学院，邀请来自青海、四川、西藏、云南、贵州、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长江流域沿线省区市的知名专家学者，畅谈长江文化，共谱新时代长江交响曲。

　　黄河与长江，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文明的两大基石——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他们都是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长江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长江文化艺术季将于9月14日至11月4日在湖北举办，活动期间，13省区市专家学者将充分挖掘长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阐释长江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主体地位，热烈讴歌长江文化，深情礼赞长江文明。

　　青海是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三江源”“中华水塔”之美誉，在中华文明的两大根脉文化——黄河文化体系和长江文化体系中占据着神圣而独特的地位。在整个长江流域文化体系中，长海流域文化具有鲜明的雪域高原游牧文化与羌藏文化特色，呈现出与长江中游、下游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面貌，是构成长江文化体系多元一体格局中极其独特的“一元”，也是建设中华现代文明的重要特色文化资源。

　　长海流域是青海高原腹地的“文化秘境”，是一处散发着神秘圣洁色彩的文化热土，文化储藏量极为巨大。从历史维度看，青海地处青、川、藏、疆四省区交界处，是丝绸之路青海道、唐蕃古道、京藏古道的重要通道，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与佛教中国化的典型区域。从现实维度看，流域内非遗文化资源富集，非遗保护工作成绩斐然。这里还建有两个国家级的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与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区，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传承地和中华现代文明的重要创新发展地。

　　此外，长海流域还留存有丰富的红色文化和生态文化资源，包括果洛红军沟、青藏公路精神、玉树抗震救灾纪念馆等红色印迹。近年来，青海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不仅使长海流域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亮丽名片和重要窗口，还成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的生动实践。

　　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的万里长江，初为沱沱河，次称通天河，在青海玉树南折始称金沙江。金沙江奔腾穿行在南北走向的横断山区，在进入云南之前，成为西藏与四川的自然界河。

　　地处中华地理第一阶梯的金沙江，见证了高原文明东向发展、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史前至吐蕃时古文化发展轨迹，深刻展现了来自中原、北方、西南等周边区域对西藏所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吸引力，也深刻展现了西藏越来越强的面向祖国内陆地区的向心力。长江上游作为重要的地理枢纽，见证了赫赫有名的唐蕃古道、起自唐宋贯通古今的茶马古道川藏线、驿站道、川藏官道的开拓、运行，承载了青藏高原各民族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中的共同历史记忆，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伴随着进出藏公路的建成提质，包括川藏铁路在内的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紧锣密鼓地推进，一个内联西藏周边省份和全国各大中城市，外接周边南亚国家的公路、铁路、航空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格局，以令人惊叹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西藏与外部世界、西藏区域内部，出行都不再遥远。

　　从青藏高原到江南水乡，长江铸就了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地处“江之头”的西藏，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推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融入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展现出长治久安和高水平发展的光明前景。

　　贵州八大水系中有四大水系属于长江流域，分别是牛栏江横江水系、乌江水系、赤水河綦江水系和沅江水系。其中，乌江是贵州省第一大河，作为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乌江孕育出贵州高原神秘斑斓的黔文化，乌江下游的思南县自古商贾云集、经贸繁荣，聚居着汉、土家、苗、仡佬等多个民族，培育出令人赞叹的独特文化，享有“黔中首郡、乌江明珠”的美誉。

　　贵州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在铜仁锦江、毕节威宁草海环湖区域及黔东南锦屏清水江流域新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年代跨越史前至先秦时期，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与长江三峡遗址出土的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是长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贵州便与长江文明有了接触。先秦时期，在赤水河流域已有官方开辟的交通线路，形成了古巴国通夜郎的商道。“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川盐入黔，赤水河四大口岸兴盛。借由长江水道，以黔酒为领军，黔东北的茶青、黔东南的杉木、黔西北的漆器、黔北的丝绸……一种种黔地风物走出大山，驰名中国。

　　贵州人长期安居于山水之间，历史上出现多次自外向内的移民大潮，沿水而来的物资和不同文化属性的人们，为黔中大地源源不断输送养分，带来人文积淀。贵州地区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苗族、侗族、土家族等民族的文化，对长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也体现了长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长江天际流，荆楚百万年。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居东南西北之中，当四通八达之会，荆楚文化在“融合”中兴盛，上承巴蜀、下接吴越，历经千百年交流融合，成为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荆楚文化的代表，楚文化特质可概括为“六大支柱”和“五种精神”。前者即炉火纯青的青铜冶铸、绚丽精美的丝织刺绣、巧夺天工的木竹漆器、义理精深的老庄哲学、惊采绝艳的屈骚文学、恢诡谲怪的美术乐舞。后者即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追新逐奇的开拓进取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融会精神、崇武卫疆的强军爱国精神、重诺贵和的诚信和谐精神。这“六大支柱”和“五种精神”，对荆楚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荆楚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在与长江流域其他区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并发展的。

　　如，文学艺术方面，楚辞影响远播长江上游，李白和苏轼两位诗坛词苑巨擘都深受其影响。汉赋创立者宋玉的作品同样在长江上游的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京剧唱腔主要承袭汉调皮黄腔，其表演形式则融合了安徽徽班的做工。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因发源于鄂皖赣交界处的黄梅而得名。

　　科学与技术方面，荆楚文化对中华科学与技术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农耕、青铜、活字印刷和医药几个维度。其中，活字印刷术孕育于荆楚，诞生于吴越，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化传播的速度。

　　长江孕育了长江文化，涵养了中华文明，滋养了江西赣鄱文化。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红色、绿色、古色文化渊源深厚、恢宏大气。

　　两宋时期有“江南天下甲”之说，江西无论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又甲于江南，经济富庶、文化璀璨，耀眼夺目。江西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豫章书院、鹅湖书院四大书院，堪称引领中国书院文化之翘楚；万年的稻作文化惊艳世界；景德镇的“白如玉，声如磬”陶瓷文化名满天下；新干大洋洲的商墓青铜器，彰显三千年前灿烂文明；汤显祖“临川四梦”经典卓绝、盛传不衰，戏剧文化历久弥新；南昌海昏侯国遗址公园，生动再现汉代侯国文化的辉煌；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彪炳千秋、代代相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无一不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一不闪耀着长江文化的夺目光辉，无一不得到长江文化的滋养浸润。

　　新时代，在习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江西赣风鄱韵光芒四射、蓄势而发。江西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为抓手，以打造革命老区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为着力点，积极用好基因“红”、生态“绿”、历史“古”的优势和特点，推动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利用和创新性发展传承，着力推进江西文化产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用好用活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奋力谱写长江文化的赣鄱风韵及其精彩华章，奋力书写新时代长江文化江西新篇章。

　　发掘并彰显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不仅为长江流域现代化建设注入精神力量，而且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树立鲜明的中华文化现代标识和大河文明价值体系。因此，统筹推进长江文化建设，开展世界大河文明对话，全方面展现新时代长江文明的实践形态，是我们进一步凝聚人心力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使命所在。

　　长江流域是古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长江沿线%，形成了青藏、巴蜀、滇黔、荆楚、湖湘、赣皖、吴越七大文化片区。长江文脉所蕴含的和谐共生、求同存异、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构筑了现代文明的价值脊梁。延续长江文脉，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生力量。

　　推进长江文化繁荣发展是一个地域广、领域多、创新维度多的系统性工程，需统筹谋划、全方面促进、合力而为。尤其是，新时代弘扬长江文化，要面向时代发展新格局引领人的社会实践，深入发掘和充分彰显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持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同时，以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水平发展的生动实践，展现长江文明的实践形态。

　　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示范区，江苏深挖长江文化精神内核、时代价值，出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推进方案》，大力实施长江文化保护工程，高水平建设具有江苏特色的生态长江、人文长江、幸福长江，开启了城市肌理与文脉传承互促互进的新局面。

　　上海，东方明珠。长江万里奔腾，在入海口形成一大片平原，自唐宋以降，超越千年，崛起成为中华文明的另一个中心场域，即我们熟知的“江南”。江南文化，沿流溯源，是长江文化一大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诞生上海的文化母体。

　　长江最后一条支流的西岸滩涂上，先是诞生上海县城，继而在其北界滨水地带，出现了新型城市形态。东方与西方，自明末清初就在此接触、交冲以至杂糅，最终诞生了一种颇富中国特色的现代都市文明。很多时候它被称为“海派”。“海派文化”不仅在共时性上是一种全球化进程中国模式的实践风格，在历时性上亦可被视作长江文化的一种现代形式。“海派文化”绝不独存在上海，长江流域上不少城市都有着海纳百川、领时代之先的“海派”风格，重庆、武汉、九江、南京、镇江……不一而足。

　　上海，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就是中国最大的码头。长江流域的仁人志士欲来往于世界各处，需沿江而下，习得真义后又要从上海返程。长江边出生、喝长江水长大的陈独秀，18岁就写下了7000余言的《扬子江形势论略》。以舟楫之利寓沪生活的曾经深受启发。多年以后，仍对于两人在渔阳里陈家的谈话记忆犹新，他自认是在那年夏天的上海“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寥寥数笔即可知，上海成为中国的诞生地，有历史必然性的一面。

　　无论讲江南、讲海派，还是讲红色文化，上海面积虽然小，却是浓缩荟萃之所，而其成事所依托的底气是绵远悠长的长江文化。

　　长江文化像长江一样，浩浩荡荡，生生不息。长江文化研究不仅对中华文明意义突出，而且对长江与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西亚的古今文化交流，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古代长江各区域文化发展水平并不亚于华北。秦汉之际，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中国有七大经济中心，长江中游的江陵是一大都会；两汉之际，五大名都中，蜀居其一；唐代，“扬一益二”，天下富庶尽在长江。

　　在商代时，云南的铜、锡，四川的大型青铜雕像群，江西的大型青铜器群，以及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玉器文化等，都说明长江文明起源早，成就大。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化，播染于巴、蜀、滇、吴、越，被及华夏、岭南。

　　从新近资料看，长江流域的早期城市，其规划、布局、功能，与华北早期城市有所差异。三星堆古城显示，这里是一座中心城市，城乡分化十分明显，城市统治乡村的格局十分明显。湖南澧县发现屈家岭文化遗址，从年代上看，早于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证明长江流域城市起源很早。

　　从空间分布来说，往上游溯源，四川凉山地区和云南是长江文化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区域。古若水（今雅砻江）、岷江等，过去都是戎夷之地，但与黄河上游赐支之地相近，民族迁徙、文化传播自古就频繁，无论对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都产生过深刻影响。两大流域文化，表现为同源异流。

　　它的第一个性格是具有势不可当的力量。千百年来，长江这种性格早已深深嵌入流域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在金沙江流经的滇西北地区，险恶的自然环境阻止不了各族人民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决心，各族人民共同开创了一条极具地域特色的茶马古道。通过这条古道，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长江的第二个性格是具有宽广包容的情怀。这一性格同样成为独特的长江文化，内化于流域各民族社会生活之中。沿着金沙江大小支流的延展，生物多样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并存于这片热土。茶马古道上，进入藏区贸易的马帮商人，有纳西族、回族、汉族、傈僳族等；日常生活中，拉祜族、布朗族、佤族女子，多喜欢穿傣族筒裙。对其他族群文化的认同，常体现在生活细节之中。

　　长江的第三个性格是具有贯通东西的气概。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它横贯中国的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它穿越了不同的地势地貌，流淌过不同的人文区域，贯通着中华民族大家庭“共饮长江水”的血脉相连，贯通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璀璨之光。

　　在今天，长江文化在更高层面发挥着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作用。长江经济带各省区共谋发展新格局，必将把长江流域建成生态更为美好、经济发展更具活力、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全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示范引领和战略支撑作用的区域。

　　川江流域是大河上游文明独具特色的区域，这里有全世界唯一沉淀了几千年人类文明的世界级大峡谷——长江三峡大峡谷。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是世界上少有的四向闭塞、但相当富庶而面积巨大的大盆地。这两个环境特征使川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有着明显特殊性，川江流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显现出多个世界唯一和第一。

　　由此川江流域变成全球上内河木船种类最多的地区，同时也是内河航运繁忙但又最危险的地区，因此产生出规模宏大的拉纤盘滩提驳场景、特殊地位的滩师角色、内容丰富的劳作号子文艺、大量特殊的水文地名群、丰富的专门文献。由此滋生出在世界历史上少见的码头文化体系、江湖社会概念、平民饮食菜系、戏剧河道划分标准等。

　　川江流域产生中国第一平民菜系川菜，同时也是世界浓香型、酱香型蒸馏酒和井盐生产中心。

　　川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区位地缘，塑造出世界历史上一个世俗化程度极高的文化区，体现在世俗化的传统石刻艺术、丰富的传统博戏文化、深入社会的饮食生活等。

　　长江文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文明的宝贵财富，长江下、中、上游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长江文明作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空间巨大，各流域应该充分总结出本流域的文明特色，充分开发利用本区域的特色文化，发掘相关的文化资源，构建出特色鲜明的长江文化公园，将文化自信、文明传承具体化。

　　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共享文化资源，推动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长江文化资源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既要保护历史背景和文化遗迹、遗址，也要传承学理与精神层面的文化。一些历史背景和文化是长江流域不一样的区域共同创造和传承的，如，从湘江流域周敦颐开创理学，到赣江流域朱熹的传承，及至后人的研究和传播，使理学1700多年来一直延续不绝，“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正是对理学思想的写照。岳麓书院大门对联“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是湘鄂共有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长江流域相关区域应该共享这些精神文化。

　　要加强长江流域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长江流域有着丰富的蕴含红色文化基因的革命文物，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习多次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考察，在多个场合反复讲述长江红色文化故事、阐述长江红色基因。我们要切实把红色文化重要载体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把红色人物、红色故事讲好、用好，发挥好红色文化在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要秉承“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原则，将长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将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与生态治理工作相结合。同时，要突出地方特色，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对历史背景和文化街区进行修复。

　　万里长江自西向东横贯中国中部，其中流经安徽境内416公里，俗称“八百里皖江”。皖江流域面积为6.6万平方公里，约占安徽省总面积的47.3%、整个长江流域面积的4%。无论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历史人文景观，长江与安徽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

　　安徽位于中国东南部，居华东腹地。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及历史人文的积淀，安徽形成了三大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板块，即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

　　在长江安徽段皖江流域出现的皖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比如以京剧、黄梅戏、徽剧为代表的戏剧文化，以天柱山、九华山、秋浦河为代表的山水文化，以《孔雀东南飞》、朱湘、海子等为代表的诗歌文化，以李公麟、邓石如为代表的书画文化，以刘大櫆、方苞、姚鼐等为代表的桐城派文化，以安庆内军械所为代表的近代洋务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现象均为安徽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典型代表。

　　在皖江流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梅根冶、九华山地藏道场、芜湖铁画、池州傩戏、桐城派、六尺巷、黄梅戏、芜湖米市等一批久负盛名的特殊文化符号。

　　皖江文化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皖江流域的文化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它反映了长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长江下游的皖江流域文化是历史时期在与周边区域文化的交流互动中逐步形成的，特别是借助长江水道，与上中游和下游的其他区域发生了密切关系，考察皖江流域文化的发生、发展，也是探讨长江流域文化形成的一份重要样本。

　　大河流域往往是文明的发源地和文化繁盛地。世界古代的四大文明，都产生在大河所在的地区。在我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流域文化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

　　就早期文明而言，这里是世界稻作起源的中心之一，饭稻羹鱼的模式对华夏文明和后世农业的影响和贡献深远而广泛。茶、酒、丝绸、瓷器、漆器、金属冶炼也多起源于长江流域。下游的于越民族善于航海、习于水性，是我国最早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民族，其足迹可能已及东亚、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甚至到了美洲。

　　到了宋代以后，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的地位慢慢的升高，贡献也慢慢变得突出，在文学、哲学、史学、书画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每个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长江文化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尤其是在对外开放方面，它无疑是主角，作用巨大。近代长江文化崛起的关键是学习与吸收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其宗旨是御侮、救国和谋求民族独立富强。这当然是一个曲折、艰难困苦的奋斗历程。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用这句话来形容长江文化的气魄与气势，最为合适。当前研究、弘扬长江文化，主要应该研究它的文化内涵，挖掘和提炼其中的精神特性，如长江文化的创新性（或是说革命性）、开放性、多元性与包容性（或是说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