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求我们的进攻，从新的小的部分的胜利，进一步变为很大的整个儿的一直到最后的胜利。

　　“在这种关头，所有觉悟的者，都应该对自己说：我们该站在前面，领导其他到战线上去工作。”

　　这是1935年1月21日《红色中华》报第264期头版头条《列宁的教训》中列宁的一段演说。

　　眼前这片残破的报纸，纵23厘米，横44厘米，只有整张报纸的三分之一，是《红色中华》报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

　　1935年1月2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264期(一级文物)第一四版。

　　在新华社庆祝九十华诞之际，翻阅这张报纸，追寻新华先辈的奋斗与牺牲，让人惊叹崇敬、热血沸腾。

　　瑞金寻访《红色中华》报，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次“铸魂”之旅，更加领悟作为新一代新华人，为做好党的新闻事业，应该干什么、怎样干。

　　从瑞金市区向东，再往北拐个弯儿就是叶坪镇，远远地望去，圆拱形大门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时中央政府”的牌匾分外夺目。

　　踏上一段鹅卵石小路，闪现一座青砖黛瓦的客家建筑，高峻的“四叠式”马头墙翘首碧空。90年前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诞生在这座有几百年历史的“谢氏宗祠”里。同日，“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宣告成立。

　　1931年12月11日，红中社开始出版印刷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并成立了“红中”编委会。

　　听说我们一行来自新华社，为我们讲解的工作人员黄露芬兴奋地说：“新华社的前身就是红中社啊！欢迎回家！”

　　民居不大，站在厅堂里，透过天井上的天窗，悠悠的白云不时飘过。如今，这里布展最多的是《红色中华》报。当年，这张报纸发行一度多达4万份，超过国统区有名的《大公报》。

　　展厅里，墙上展列着《红色中华》报早期负责人、工作人员名单，一张张黑白照片上，王观澜、周以栗、李伯钊、钱希均、李一氓、、沙可夫、韩进、任质斌、瞿秋白、向仲华、……年轻的面庞，目光坚定。

　　1996年，回瑞金，来到已摆上陈列品的这个展厅，坐在“编委会”的办公桌边感慨万千。当年他在这里写稿、办报，“现在回来，拿起这个笔，我感觉到很地亲切，就好像是回到了当年。”

　　作为传承《红色中华》报红色基因的新华社报纸——《新华每日电讯》的编辑记者，我们屏气凝神，翻看眼前两大本厚重的《红色中华》报影印合集。一篇篇吹响号角的战斗檄文、一幅幅生动鲜活的插图漫画，仿佛把我们带回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一群心怀革命理想的年轻人，在艰苦又充满希望的苏区以笔为枪，书写人民政权中央机关报的开端，开创真正属于人民的新闻事业。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中国最早的治国理政试验田，人的文韬武略都在这里试验过、预演过。”黄露芬向我们介绍说，“《红色中华》报是中国早期红色政权建设的记录者、宣传者、组织者，更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早期的见证者。”

　　90年前，《红色中华》报在党的指挥下，忠实记录党和红军胸怀救国救民理想、不屈不挠干革命的历史伟业；

　　90年前，《红色中华》报满怀激情宣传党的革命主张，一纸风行红土地，唤起工农千百万；

　　90年前，《红色中华》报艰苦卓绝写忠诚，孕育红色基因，淬炼新华精神，成为一代代新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之源。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他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者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在江西瑞金隆重开幕。

　　“一苏大会”通过《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依据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还没有一份党的机关报的情况，明白准确地提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建立健全党报”。

　　“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创刊。红中社与《红色中华》报社两块牌子一个机构，担负播发新闻和出版报纸的任务。”对《红色中华》报的历史渊源，黄露芬如数家珍。

　　1931年12月18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政府人员文告：“委任周以栗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

　　周以栗曾协助创办中央农动讲习所，“一苏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是《红色中华》报初创时期的负责人兼主笔。1932年初，周以栗因患肺结核离开红中社休养，1934年11月在转移途中壮烈牺牲，年方37岁。

　　接替周以栗的是26岁的王观澜，他曾参与红中社第一次文字新闻广播编辑工作，他生前回忆说，“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条件简陋，人员也很少，两三个人，组稿、写稿、校对，什么都干”。

　　1932年10月，29岁的李一氓接编报纸时，还住在瑞金城，编报在叶坪，相距约十里。那时报社的专职编辑很少，他后来回忆，“发病的时候，也得去叶坪，因为不去就没有别的人去编了”。三个月的时间里，除了编辑，署名“氓”的社论，他还写了8篇。

　　当时20岁的李伯钊（夫人）是为数不多的女编辑，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由于要出刊物、报纸，我被调到《红色中华》当编辑兼校对……我每天要校对四版《红色中华》，差不多有12000字，还要编辑苏区的消息。点的是桐油灯，灯光很暗。这是我工作中比较艰苦的一段，那时苏区工作都是很艰苦的。”

　　“《红色中华》报定价很便宜，当时根据版面收取一到两个铜板，让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能够买得起。”黄露芬说，“它的语言风格非常贴近人民群众，并且成立了大量读报小组，鼓励苏区百姓读报听报。”

　　“目前见到的《红色中华》报，出现过三种报头。最初的报头，被认为是周以栗题写的；第221期开始使用美术字体；到达陕北后的《红色中华》报，使用了题写的报头。”黄露芬说。

　　1931年11月，在距瑞金不到100公里的宁都县，正在“围剿”红军的第26路军接收到红中社播发的“一苏大会”召开的消息。一些高级军官从中了解到和苏维埃政府的革命主张，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率1.7万人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到达瑞金后，特意带赵博生、董振堂等人一同到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参观。”黄露芬说，“这些曾被革命思想召唤的万千起义将士，许多人后来慷慨赴死、血洒疆场。”

　　红军长征前，《红色中华》报发行数最多时曾达到4万份，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报纸。而红中社有多少人呢？1934年7月12日，《红色中华》报在第三版刊载关于苏维埃政府中央机关收集被毯供给红军的消息时，提到“红色中华社”时标注：“本社工作人员连新闻台在内十二人”。

　　展厅里，一张标注“1933年10月3日，川陕革命根据地机关报《苏维埃》刊登的红中社有关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和中央红军活动的报道”复印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黄露芬介绍说，红中社当年的电讯稿已无法查找，今天只能从存下来的《红色中华》报、以及少量其他根据地报刊上刊登的红中社稿件，来分析当年红中社的报道。

　　李富春在《“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中称赞说：“‘红中’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学习！”

　　“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有一家农民，他们共有弟兄八人，在这次动员中，他们八弟兄中，有一个很勇敢的报了名当红军。但是后来他们和邻人谈话的时候，却听见邻人说：‘你们八弟兄只去了一个当红军，这倒也没什么希奇（稀奇）。’所以他们便一怒而全体报名加入红军，日前他们已集中到补充师去了。”

　　这是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报第195期第三版刊登的一则消息稿，题为《八弟兄一齐报名当红军》。

　　新闻里记述了瑞金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一家农民先后送8个儿子参加红军的故事，中缝还配了一幅漫画，在当时的“扩红”运动中引起轰动，掀起群众参军热潮。

　　一家送8个儿子参军，成为中央苏区人民全力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缩影。当年，兴国县长冈乡青壮年男子百人中，就有80人报名参军；总人口才24万的瑞金，有11.3万人参战支前，为革命捐躯的烈士有5万余人；赣南人口共有240万，为革命牺牲了33.8万人。

　　这种鱼水情延续到了当代。2003年据此编排的大型赣南采茶歌舞剧《八子参军》，一经推出就获得极大成功。当演到八子先后血染沙场，许多观众潸然泪下，一位开国将军流着泪激动地说：“当年，老区人民就是这样支持我们的！”

　　“我小时候就听过‘八子参军’的故事。为什么群众会踊跃参军参战？因为红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瑞金沙洲坝94岁的杨世桃老人和记者说，“以前的沙洲坝村1000多人，有300多人去参军，每家每户都有红军。红军家属往往被照顾得很好，家家户户都分到了田地，有耕田队帮助耕田，还能分到当时很难买到的海盐。”

　　中央苏区食盐奇缺，缘自反动派的经济封锁。1930年，反动派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叫嚣：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手里”。为此，在苏区不断掀起的生产运动热潮，也是《红色中华》报的主要宣传报道内容之一。

　　“中央政府为了鼓励夏耕运动，在全苏区内达到增加二成收获的目的，特择春耕最有成绩的瑞金武阳区，举行赠旗大会，大旗一面，小旗一面，大旗赠给武阳区全体群众，小旗赠该区石水乡群众，题字是‘春耕模范’，特派毛主席亲去赠旗……”

　　这是1933年6月4日《红色中华》报第83期刊登的消息——《中央政府召开武阳区赠旗大会》。春耕生产赠旗大会是我党领导召开的第一次关于农业工作的会议，、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集体出席会议，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效果之好，在建党建政史上尚属首次，开创了我党农业发展新局面。

　　苏区时期，瑞金武阳区被誉为“红色粮仓”。当地有顺口溜云：“武阳是块洲，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在青壮男子参加红军的情况下，武阳区发动妇女儿童的劳动积极性，组织犁牛合作社互帮互助，还大力开垦荒田，成为生产运动的模范区。当年瑞金下辖的8个区中，武阳区累计上缴粮食17.9万斤，占上缴总数的五分之一。

　　“苏区开垦出来的地，到现在我们还在受益。以前种红薯，现在种脐橙，昔日的‘粮仓’变‘果乡’了。”武阳村支部副书记邹伟平和记者说，“我们村3800多人口，人均就有3亩果，是赣南脐橙的‘万亩村’，每年脐橙产值过亿，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除了“八子参军”“武阳春耕”，《红色中华》报还刊登了村民争先恐后打草鞋、节省粮食慰劳红军战士等许多典型事例。在动员人民群众为保卫革命根据地贡献力量的过程中，《红色中华》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今天位于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有一整面墙特别醒目，是用数十只草鞋拼出的中国版图。

　　“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20万双草鞋慰劳红军——9月15日以前完成10万双！！！准备十月革命节的礼物。”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钟敏指着墙上的展板说，“这是1934年9月8日刊发在《红色中华》报上的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募集草鞋的任务就完成了。《红色中华》报发挥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强大力量。红军也正是穿着这些草鞋踏上跨越万水千山的长征路。”

　　10月14日，在北京宣武门新华社大院里，举办纪念新华社建社90周年文艺演出，歌声慷慨激昂荡气回肠，唱出了当年《红色中华》报激励苏区人民群众踊跃参军、保卫红色政权的豪迈气概。

　　“们，我们每年都有选举，今年的选举同去年的选举有什么不同没有呢？有，有很大的不同，今年的选举将建立更加巩固的苏维埃！这个最重要的阶级武器。我们要拿了这个武器去更大的增进群众福利，去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反对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扩大苏维埃运动于全中国，们，这就是今年选举的意义……”

　　这是摘自1933年9月6日《红色中华》报第108期，第一版刊登的署名文章《今年的选举》中的一段文字。

　　一页页翻过《红色中华》报影印版，一些文章的署名是那么熟悉。比如，发表的《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去开展查田运动》，周恩来发表的《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张闻天、朱德等领导的文章也时常见诸报端……

　　《红色中华》报从创刊起，就经常刊登、周恩来、项英等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人论述建设健全苏维埃政权重要性的文章，指导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的开展。其中，发表的署名文章和以其名义签发的政策文件约有200篇。

　　“创办初期，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对《红色中华》很看重。其中项英曾管过一段时期报纸的工作，、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等都经常指导和过问报社的工作，为《红色中华》撰写社论、专论。”在任质斌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清晰地记录着这段历史。

　　然而，作者队伍除了报纸的主编或编辑外，大部分为机关干部，无法适应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为了丰富报纸内容，迫切地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参与。

　　在1933年7月11日的《红色中华》报第93期上，刊登了《红色中华报社编辑就写作致通讯员的信》，每一句鼓励的话都体现了编辑的良苦用心：

　　“为什么呢？因为写通讯用不到精密的思想，也用不到深奥的理论的基础。只要你用质朴的字句把你所知道的新闻事实有条理的写下去，那就保你写得括括叫，而且成为一个很好的工农通讯员。

　　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报创办100期时，李一氓发表署名“氓”的文章《论目前“红中”的任务》，更是鲜明地提出“如何培养新闻干部，开拓苏维埃政府的新闻事业”：

　　“现在参加在‘新闻工作’中的是很少的，这其中大多数还是偏于‘杂志’性（应为‘型’）的工作者，真正的‘新闻工人’，就更少更少……‘红中’应建立自己能指挥和训练的通讯员，及自己整个的通讯网……另外我们用函授方法，来教他们的新闻学，如何做社论，如何写消息……要这样来创造苏维埃的新闻干部……《红色中华》不仅是报纸，而且是学校，从事这一部门工作的干部的需要，已经放在了我们新闻政策的议事日程之上。”

　　瞿秋白在上海时，也发表过《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提出了“开展工农兵通讯员运动”的设想。他到达苏区后，红中社成立了通讯部，规定按期把编辑部需要稿件告诉通讯员，随时对通讯员写稿进行指导。

　　“《红色中华》报在培养作者队伍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例如让骨干通讯员参与编辑活动，举办通讯员培训班，给通讯员发送学习材料，包括怎样写稿、组稿、审稿，怎样从群众中发现素材。”瑞金市委党史办专家曹春荣说。

　　1934年，《红色中华》报通讯员队伍逐步扩大，已由初创时期的200多人发展到近千人，他们绝大部分是一线的工农群众，成为报纸鲜活的信息源。为了更好地开展业务交流，编辑部还专门编发了一个内部刊物《工农通讯员》。

　　曹春荣认为，《红色中华》报依靠群众开门办报，是中国根据苏区实践形成的，是对“政治家办报”的补充，是中国领导下的办报思想进一步成熟的体现。

　　“它（《红色中华》报）开始组织了一些通讯员在它的周围……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在编辑方面也比较更活泼更有生气。因此报纸读者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报纸的销路（意为‘销量’）从不到一万增加到了四万。”

　　1933年12月1日，洛甫（张闻天）在苏区党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高度评价《红色中华》报的办报思路。

　　“我们早就计划要登刊红中的文艺副刊，但因为种种事实上的困难（第一就是印刷机器不敷应用），所以直到如今才能实现……这次我们规定了副刊的称号，《赤焰》。我们比较充分的准备了副刊的内容；不过因为篇幅有限以及其他的关系，我们也还是不能认为这是美满的文艺副刊……”

　　这是1933年4月23日《红色中华》报第72期文艺副刊《赤焰》的发刊词。

　　一直以来，中央苏区对《红色中华》报的要求是“反围剿的战争动员”和“苏区建设”的组织者、宣传者。中央苏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群众普遍文化水平低，为让“每一个红色群众都能听懂、看懂”，编辑人员付诸一切努力，力求文字浅显生动、版面图文并茂。

　　1934年2月，瞿秋白从上海到达瑞金。他主持红中社工作后，在稿件组织和版面安排上，做了一系列改进，力求用最朴素的报纸版面语言宣传党的舆论政策。

　　为了让通讯员能够把苏区工农群众生活的实际和人物事迹，以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立场用文艺的形式反映出来，编委们很早就计划创办一个像样的文艺副刊。

　　1933年1月28日第48期的《红色中华》报上，署名为“斗人”的读者也建议，《红色中华》应该有个副刊：

　　“红中应该有个副刊，它的主要任务：（一）应用革命的艺术，文艺力量，作宣传，鼓动。（二）提高工农群众的艺术兴趣，创造苏区工农文艺，开始培植真正无产阶级艺术的干部……”

　　经过酝酿，1933年3月3日推出《红色中华副刊·三八特刊》；1933年4月23日，该刊又更名为《赤焰》。按当时“红中”编委的看法，《赤焰》是“我党党报文艺副刊的‘第一朵红花’”。

　　当年为《赤焰》撰稿的作者，有沙可夫、韩进等“红中”编委会成员，有李一氓、李伯钊等苏区各文艺机关的领导，还有许雷、思凡、津岛等苏区本地的通讯员和写作者。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工农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事迹，宣传了苏区革命文化观念，丰富了苏区百姓的文化生活。

　　其中，沙可夫参与创作的《我们自己的事》《我——红军》等大型话剧深受好评。《我们自己的事》刊登在第一期《赤焰》的头版，讲述了铁路工人在员领导下，策动军士兵参加红军、掉转枪口去打军阀的故事。

　　“由于读者群体绝大部分是文化程度偏低的工农兵大众，《红色中华》报文字简单直白、通俗易懂，少用生僻字词，多用民间口语。”瑞金市党史专家严帆说，“当年物资供应短缺，报纸在印刷设计上存在种种局限，但编辑们努力把版面做得好看。除了运用‘变化字体大小’‘用几何图形代替文字’等编辑手段外，还增加了丰富宣传语言的插图和漫画。”

　　那一时期的苏区，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漫画插图作者。除了之前设计过报头的钱壮飞，代表人物还有黄亚光、赵品三、胡烈等。《整师整师的加入到红军中去》《出卖华北平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等等，一张张带有强烈战斗色彩的漫画，线条简约、主题明确。

　　如今，翻看一页页《红色中华》报，感觉他们不仅仅是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还是一群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

　　中国情报战线上的传奇人物钱壮飞，当过医生，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经常上台演戏的他，还设计了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二苏大会”礼堂等革命建筑。兼职创作漫画的赵品三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1932年他主持设计了红军军装，我们熟悉的红军“小八角”、列宁帽、灰布军装即出自这位漫画家之手。

　　“这是1934年9月29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的图表分析，横轴上排列19个中央苏区县，纵轴为截至9月27日各县完成扩红计划的百分数。”严帆指着《红色中华》报上一则数据图表新闻报道说。

　　尽管条件艰苦，没有摄影图片，《红色中华》报从创办之初的纯文字版面，到后来漫画、插图、图表、数据新闻等一应俱全，编辑人员“玩转”各类报道形式，一直在改进创新版面编排。

　　在1933年8月22日《红色红华》报第104期上，一处富有创意的标题排版引人注目——《雩都县列宁街的怪现象》（“雩都”今作“于都”）一文中，编辑将“雩”和“怪”字，都变成四个小字，成“?”字形排列后与其他大字单个字体排列，突显“雩”和“怪”，让今天的读者看来，编辑似乎表现出某种“新媒体特征”的匠心。

　　“以《赤焰》为代表的《红色中华》报，具有‘革命性’和‘大众化’两种特色。一方面向苏区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理念，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认识；一方面侧重刊登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剧本、歌谣、漫画等，极具感染力和传播性，极大地鼓舞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曹春荣说。

　　1933年4月23日《红色中华》报《赤焰》副刊上，发表了署名“思凡”的诗《到处是赤焰》——

　　“瑞金城通讯：白匪占领瑞金城以后，对工农群众施行残（惨）无人道的屠杀，和卑鄙的欺骗，这样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以前逃跑出去的地主豪绅，都跟着白匪回来，在许多地方建立民团办事处，保甲，来更加残酷的剥削群众……”

　　这也是摘自1935年1月21日《红色中华》报，第二版头条文章《瑞金城群众开展反斗争》的一段文字。

　　新中国成立后，由江西会昌县群众捐出的这张报纸，已被战火烧掉一部分，留下的仅有不规则的三分之一。这张报纸一经发现，就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因为原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停在红军长征前的第240期。

　　这份第264期是目前能见到的、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至少又坚持出版了24期《红色中华》报。

　　这24期《红色中华》报因为印发数量不多，加之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截至目前国内只保存有5期的内容，其中实物第264期残报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其中第243期（1934年10月20日出版），就是当年‘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总指挥陈诚从中央苏区搜集到的。”瑞金市委党史办工作人员彭小青说，“当时，《红色中华》报也是了解中央苏区的重要信息源自。”

　　彭小青介绍，当年陈诚在占领瑞金后，曾下过一道命令：任何从苏区得到的文字资料，哪怕是只字片言，也要上缴。他将一些珍贵资料收入他的“石叟资料”（即陈诚文库）中，最后赠与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谈起这24期《红色中华》报的出版背景，严帆和记者说：“当年，红军是在绝密情况下转移的，为保证8万大军安全冲破敌人包围圈，中央给留下的中央分局任务很艰巨。中央规定：首先他们要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大军走后要保卫苏区老百姓，并在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战；等大军打回来，要配合野战军反击，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地方，重建苏区。”

　　“许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严帆说，当时留下的各路人马达1.6万人，除工作需要留下的干部，还有走不动的老弱和需要卧床休养的病人。显然，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没有一批富有党性和斗争经验并与当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骨干人员是办不到的。

　　时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兼任红中社社长和《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他以过硬的政治素质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临危受命，在很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办报。

　　“中央机关主要的领导人全部都随主力红军走了，但这件事是保密的，不能让知道，所以在外表上还要保持现状，以便迷惑敌人。这样，《红色中华》报还要继续出版。”曾任《红色中华》报编委的韩进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编委会就只留下瞿秋白和我两人了，继续坚持出版《红色中华》报，表示中央还在这里。”

　　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报不报道长征红军的行动情况，内容仍以扩红、征粮、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斗争、保卫苏区等为主，号召苏区人民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起初，报纸每周出版三期，后由于环境恶化，改为每周两期，最后只能每周一期。数量也越印越少，最后仅两三千份。

　　“那是《红色中华》报最艰难的时期，编辑部严重缺人，通讯员队伍不复存在，组稿、编稿、排版、校对等所有的环节都困难重重，报纸还要照常出版发行。”曹春荣说，“此时身兼多职的瞿秋白患有严重的肺病，常常拖着病体坚持工作。”

　　事实证明，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军队才敢放胆靠近“收复”中央苏区核心区域。

　　“这24期《红色中华》报，在稳定苏区人心、迷惑敌人视听、迟滞敌人行动、掩护主力红移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严帆说，当年的红中社留守人员发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怀着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无限忠诚，掩护了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并持续激励留守苏区的广大军民，是中国革命新闻史上永远值得铭记的悲壮历程。

　　这是《红色中华》报第264期第二、三版中缝“文学工场”《王大姑》的唱词片段。那时，距离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已整整过去了三个月。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根本原则不可有任何动摇。（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应的……”

　　1935年2月5日，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被敌人重兵围困，危急关头接到中央发来的“万万火急”电报。

　　中央分局依据指示组织留守红军分九路突围，《红色中华》报社的工作人员将印刷机等疏散埋藏，停止了出版工作。行前，在于都井塘村的小山窝里，瞿秋白还主持了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文艺演出，史称“井塘会演”。

　　2月10日，瞿秋白等人由一个排的红军护送从井塘村出发，经瑞金、武阳往福建方向突围。24日，当他们行至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附近，被民团发现，在激战中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围，瞿秋白等被俘。

　　“在狱中，瞿秋白与敌人展开了机智的斗争。后因叛徒出卖，他的身份暴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瞿秋白始终没有屈服，保持了一名员的高风亮节。”新华社研究院高级编辑万京华说，“6月18日，瞿秋白沿途唱着《国际歌》和红军军歌在福建长汀西门外从容就义，年仅36岁。”

　　1935年11月25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中社恢复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瞿秋白在苏区继续出版《红色中华》报，因而复刊号接续长征前的期码。初到陕北条件更加艰苦，这一时期的《红色中华》报由在苏区的铅印改为了手写油印。

　　1937年1月，随着红中社更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也改名为《新中华报》，1941年和同为新华社主办的《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日报。

　　回望90年前，《红色中华》报是新华社办报的起点，它举起的红色旗帜，成为无数新华人前赴后继的前进方向；它淬炼的“新华精神”，成为无数新华人接续奋斗的力量源泉。回顾光辉历史，追念革命先辈，更增添了新华人建设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的勇气、“把地球管起来”的豪气。

　　今天，赓续《红色中华》报红色血脉，新华社编辑出版的报刊有全国性时政综合大报《新华每日电讯》，有发行量长期稳居全国日报前列的《参考消息》，有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时政刊物《半月谈》，有新中国最早的新闻周刊《瞭望》，有新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经济报纸《经济参考报》等。

　　如今，在井塘村的那个小山窝里，“井塘会演”的舞台被重新搭起，不时有村民走上舞台放歌一曲，伴随着台下附和声，人们唱着笑着……远处是绵延的丘陵，一棵棵茂密的果树上，结满了待采的金色脐橙。

　　这一幕幕欢歌笑语，让我们好像又看到86年前会演的那个夜晚，话剧、舞剧等节目精彩纷呈，群众联唱歌声一浪高过一浪，一个面容秀气又有几分苍白的书生上台带头振臂高呼：“中国万岁！”

　　镜头转向更远处，这位人唱着自己早年翻译的《国际歌》，在福建长汀西门外脱去长衫，泰然自行至刑场，席地而坐，令敌开枪，无所畏惧。

　　相片中的瞿秋白依然年轻，他年已百岁的女儿瞿独伊喃喃地说：“我始终不明白，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一个是我的父亲……”

　　赓续九十载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奋斗华章。在《红色中华》报中，我们看见了，一批批如他那般同样年轻的面孔；我们也读懂了，他们“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的坚定信仰和初心。（记者 卢刚、强晓玲、易艳刚、胡锦武、张博令、邬慧颖）